长安做为周、秦、汉、唐的十三朝古都，有着既丰富又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做为中国哲学思想的“儒、释、道”三位一体的哲学观念，即繁荣和成熟于长安，而且有许多道教祖庭，人物与故事皆产生于长安，这是一批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战略资源。而道教“天人合一”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养生观、医疗观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同时与我们今天世界发展时代的现状，环境治理有着致关重要的联系，重新认识老祖宗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而且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魂宝重新解读使其现代化、就十分容易与国际社会“绿色环保”“健康生存”的观念相吻合，这才是中国做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急需的“天人合一”的自然、环保，绿色发展的世界主流价值观。
      当我们论及陕西传统文化资源时，不能抛开“儒、释、道”而单纯谈论封建帝王皇权文化，因帝王皇权文化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儒、释、道”哲学思想之上的，然而我们首先得从思想上，将对什么是“道教、道规、道教文化”的概念区分清楚，然后就好具体而详细地探讨道教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以及继承发展的问题。
      道教众所周知它是中国人为了反抗外来宗教，而创立的以中国传统原始崇拜为基础形式，借鉴外来宗教文化的优秀部分逐步形成的中国本土宗教，至元代以后道教逐步地发展成为“正一教”、与“全真教”两大系统。在早期的正一教中保持着中国原始祟拜的痕迹较多，例如“崇拜神仙、画符念咒、降神驱鬼、祈福禳灾”这些人类早期宗教所共有的相同祭祈方式，而全真教则开始从宗教的角度借鉴外来佛教的宗教方式，将原有的原始方式称为“外丹”，而注重修行方术与思维的修练称为“内丹”。在修行中认为修真养性、除情去欲、识心见性、用清静之心返朴归真，并制定了道规戒律，特别是邱处机以73岁高龄乘马车于1219年去阿富汗北部阿姆罕河南岸朝见成吉思汗之后，道教保持了与统治者良好的关系，使得全真教在全国兴旺发达，这就是道教。而陕西楼观台、八贤庵、湘子庙、重阳宫、金台观、财神、钟魁、李洪水（铁拐李）、王重阳、张三丰、吕洞宾、孙思邈以及十大名医都与长安有关，故说长安是道教文化的重镇一点也不为过。    而“道规”，就是道士这一宗教从业人员必须严守的规章制度，例如：“严守戒律、忍耻含垢、苦已利人、犯戒须严历惩罚，从跪香到逐出至死。在祭拜对象神灵谱系上，也根据中国原有的神仙思想，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神灵谱系，这在《封神榜》上记录的较为全面。从人间最小的神氏土地，到都城的城皇，再到天宫的玉帝神灵，四海龙王，二十八宿四方方位神职等。建筑形式既有宫殿式的十方丛林大庙，也有以山就势，靠水借地的子孙小庵。这些清规戒律以及崇拜偶像、建筑形式、宗教仪轨等构成了其一整套宗教内容，而且十方丛林的大庙与子孙丛林小庙也有组织和权利上的差别。前者是集体所有制，后者是私有制。
      而道教文化是因道教产生后形成的文化现象，例如道教的教主老子和庄子，本身不是宗教学家，仅他两人的出生日期就相差了200多年，他们两个与基督、释迦牟尼、穆哈默徳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是宗教学家，而老子和庄子是因为他们俩人的“老庄哲学”思想被道教的创始者们所推崇，才被尊为宗教领袖的，他们本身是“道家”的学者，而不是道教的教主。
     当我们从以上的三个概念中，便能看出由于道教这一中国本土宗教产生中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共容的过程，这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也是大国心态的基础，尊重外来文化，包容先进理念，完善吸收比我强的观念，坚持尊重自己“天人合一”，“消遥自在”的自然观念，正好符合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所提出的应对“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所形成的挑战命题。
      然而正如丰之愷先生对人类社会的三层楼划分，第一层楼是一般人的生活，第二层楼是艺术的生活，而第三层楼是纯精神生活的宗教生活。现在中国人步入到了第二层阶段，一般家庭都有了卫生间，都装修成了不同的风格的室内环境，而且富足的人则更想往纯粹的精神生活，故对宗教感兴趣者多了起来。因此如何艺术地挖掘和表现中国宗教文化，就成为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战略，本人应邀在“中国汉传佛教祖庭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为会议内容之一，以个人绘画作品“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绘画艺术展”，已成功地用文化展现和突出了陕西汉传佛教文化的实力和成就，因此，只要有道教领域朋友的信任，和在经济方面的支持，我同样可以用几年时间，让中国道教文化艺术障显于世界。
      然而我们在对宗教造型艺术的概念与理解上一定要有世界性认知，这就得先从六世纪的敦煌艺术说起，在上一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蜂涌到“丝绸之路”上来的德国、英国、法国、瑞典、日本、俄罗斯诸多探险队，深入我国新疆、甘肃境内，进行探险考查，从敦煌、克兹尔等地，带走了大量的古代实物，并通过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宣传，形成了中国汉传佛教的宗教造型艺术，成为世界性艺术楷模，展示于当今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馆中，在“敦煌学”概念下的这些艺术风格，已成为世界公认的那个时代頂级的先进文化。完全是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可做为核心文化而展现给当代的优秀文化。因为宋代皇帝崇尚道教，故那时自然也包括比敦煌稍晚一些的晋祠泥塑和永乐宫壁画这些道教的优秀艺术品。但是可惜的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自唐以后，中国宋代文化早熟而社会主流艺术家，全部与工匠分离，这样一来，象宋代李公麟那样的仍能从事宗教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已是风毛麟角了。故而自宋以后，特别是元代和清代异族的全面入侵，使得中国汉传佛教造型艺术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又融入了少数民族花丽而繁琐的装饰表现形式。一直与佛教华丽富贵成对比的，以朴素为风范的道教造型艺术，无形中成为社会上、下两种地位的艺术象征，因此，首先得让道教造型艺术从民俗的环境中，步入高雅的艺术殿堂，是当代艺术工作者重要的历史责任。
     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要想中国道教真正成为世界性宗教，首先得有世界性宗教的气度与格局，特别是具有基督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那只身去陌生、坚苦环境下为信仰传教奉献的精神，其实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最好的方式之一，这就需要道教徒有较深的本国文化功力，因为易经、气功、太极拳、中医、风水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观念，例如世界建筑学大师箂特，提出的“有机建筑论”就有与道教的宗教理论相似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道教从业者要有用毕生精力宏揚中华文化的宏伟信念。故而在新社会经济基础之上艺术地让道教走国门，是我们国家在新常态下，文化先行的大格局，它会比、美国的大片、日本的动画、韩国的服装等时尚文化更具竞争能力。因为它是宗教。

（本文依据西北大学宗教造型艺术研究所所长岳钰教授在陕西省道教协会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原标题：充分利用陕西的传统文化战略资源，从艺术的角度让中国道教文化走出国门，成为新常态下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