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海棠：王重阳与关中悟道文学的诞生

时间：2026-02-08 来源：省道教协会网络平台整理作者：付薇

【编者按】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正值全真道祖师王重阳圣诞。王重阳以“三州五会”立教度人，开创全真道派，其存世诗词近千首，实为金元关中全真道文学之奠基者。本文以关中地域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之双重视角，追慕这位陕西先贤。

一、政和二年：两个生命的交汇

北宋政和二年，文学史与宗教史在此年悄然交汇。深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卒于颍昌，标志着北宋文人政治传统的终结；同年冬日，陕西京兆府咸阳王氏添丁，这名取自《易经·中孚卦》的婴孩，日后将以“重阳”之号开宗立派。王中孚，家族排行十八，小名“十八郎”。其家“为富且仁，荒年借粮救济乡党”，这种关中儒商的伦理实践，成为其日后“三教融合”思想的世俗根基。然而，王中孚出生时，北宋内有昏君奸臣误国，外有邻邦虎视眈眈，危机四伏。出生仅4年后，宋徽宗赵佶竟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沉溺于虚幻世界，大宋王朝在粉饰的太平中走向倾覆。短短几年内，金人南侵，宋都被破，皇室被虏。即使远在大宋西境的陕西京兆府，不久后也被金军所据。京兆府被破时，王中孚只有15岁，他在纷乱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渐渐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王中孚成长的关中地区，此时正经历“靖康之变”后的文化断裂与重组。京兆府（今西安一带）学（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却处于宋金交锋前沿。这种“乱世诗学”的土壤，培育出王重阳文学中特有的沉郁与超越并存的气质。北宋亡国后，陕西局势仍在宋金军队和难民起义中来回变更。1130年，金国扶持北宋降臣刘豫建立傀儡政权“大齐”，统治关中。刘豫治下，三秦大地并不太平时，关中遭遇灾年，饥饿乡民闯入咸阳大户王家抢粮夺粟。王中孚的父亲将此事控诉到统府，官府搜寻乡里三百多户人家，找回财物，将主犯抓到王家。年仅十几岁的王中孚看着被捆绑起来的乡党，起了恻隐之心。他劝父亲说：“此乃乡党饥荒，譬如乞诸其邻者，亦非真盗也，安忍陷于死地！”[1]——就说这是因为乡党们填不饱肚子，没法生存，就像是求邻居施舍些饭吃，并不是真的想盗窃，我们怎么能忍心眼睁睁看着他被治罪而死呢！父亲见他小小年纪就有如此仁爱胸怀，于是不再追究，放了聚众哄抢之人。这一事件，不仅展现了王中孚的仁爱之心，更预示了他日后“普度”思想的雏形——罪与非罪之间，不过是饥饿与饱足的分别。

二、佯狂与保真：王重阳“害风”形象的文化诗学

时代虽然不稳定，但王家对王中孚的培养教育不曾间断。二十岁时，王中孚从咸阳家中来到京兆城（今西安），秉持着“青春应是好看书”[2]的积极人生观，在京兆府学修习儒学、学写诗词。一次，王中孚在学余闲暇信步游荡到城东唐代兴庆宫旧址。看着兴庆池里的片片荷花，他有感道：“雨翻荷叶珍珠迸，风卷筠梢珮玉枝”[3]——寥寥数语，一幅湖畔香莲的美景便跃然眼前。此联以唐诗为骨，已露后来全真诗词“借景明性”之先声。王中孚不仅善写诗词文章，更是长得高大威风，身体魁梧，舞刀弄枪不在话下。最为可贵的是，他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伪齐“皇帝”刘豫不顾百姓死活，各级官员贪污腐败，关中地区天昏地暗。而王中孚从小所受教育令他不改其真，正直做人，难免触犯小人利益，别有用心之人便将他的名字从科举录取名单中除去。虽然无缘入仕，但“端正不羁”，是他对自己问心无愧的评价。

天会十五年（1137年）十一月，金廷废伪齐，刘豫被徙居临潢，关中平原归属成为政治筹码。经过宋金双方长达数年的观望与谈判，金国于天眷二年（1139年）将河南、陕西之地短暂归还南宋。为了实现人生理想，王中孚特意改名为王世雄，满怀希望参加武举考试。然而仅隔一年，天眷三年（1140年）五月，金兀术毁约南侵，重新占领河南、陕西，关中沃野复为金土。金人虽接替伪齐和南宋统治陕西，吏治腐败却依然如故。王世雄自从武举出仕以来，周围永远是臭味相投的“假俏汉”——奸诈狡猾，表面能说会道，善于伪装，明争暗斗，城府极深。社交场上免不了饭局宴会，当有人要求王世雄陪客赴宴时，他直言拒绝：“廉俭温良身自在，莫追陪”[4]。在这样的环境中，王世雄并未更改初心，在职一天，便一天坚守着“莫使偏颇，须存直正”[5]的信念。

日往月来，王世雄年岁渐高，转眼已是四十多岁，他不禁长叹，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动心，而自己如今也已过了这个岁数，还是浑浑噩噩，这不是太傻了吗？他又想：“人被钱迷，钱由人使，一来一去何时已？”、“有钱时，人见爱，及至无钱，亲也全疏待”[6]，世间乱象，莫不是人心偏失作祟。看清了，悟透了，王世雄便辞去吏职，放浪形骸，“每日闲游西复东”[7]，倜傥洒脱地游乐在渭河与秦岭之间广袤的平原上。有些人看到他整日不修边幅，狂放不拘，于是起了“害风”的外号取笑他。王世雄毫不介意，自知凉暖，不怕世俗耻笑，反倒欣然接受，自称“王害风”。“害风”一号的自我接纳，是全真道文学的重要起点。按《重阳全真集》中王重阳自述，“害风”乃“疯子”之意，“害风”一词多见于北方口语，与“害酒”（醉酒）、“害困”（困倦）构词法类同，“害”字作“患、得”解，“害风”即“患风疾”之省，引申为疯癫之状。王世雄却以此自号，完成了从武举士人到市井狂士的身份转换。这种以俗为雅、以狂为真的书写策略，后来成为全真道诗词的标志性修辞。

三、甘河遇仙：关中悟道文学的诞生

即使前半生百般委屈，他仍然在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清空了内心，沉淀了思想，便总会有值得期待的事情发生。1159年的一个夏日，即将年过半百的王世雄在京兆府鄠县甘河桥头遇到两位高士。他谦虚行礼，经过深刻交谈，获益良多，似乎终于明白了人生的归宿。两位高士后传为钟离权、吕洞宾化身。这次相遇，在关中道教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后，王世雄笃定决心修真参玄，改名王喆，字知明，号重阳子，开始了修道之路。王重阳既已清醒，便奋发精进。他不只将《道德经》《阴符经》《黄庭经》等道书钻研透彻，还熟读《金刚经》《心经》等禅宗佛典，至于少年时所学的“学庸论孟”等孔学义理更是清楚明了。

王重阳结识迟法师、韩茂先等可靠道友，亲近仁法师、定院主等有道的佛门僧人以及来彦中、赵文林等有德的儒门学士，在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海洋中畅游汲取营养，还在后来的修行实践中相继得到纯阳吕真人和海蟾刘真人关于道家内炼工夫的指点。经过对传统道教的取舍和不断地摸索思考与实证体会，王重阳终于探求出了一套体悟求证生命本真的方法，这便是全真道思想最初的雏形。

这次相遇催生了独特的“关中悟道文学”范式：

地理符号化——终南山、甘河桥、活死人墓等关中地景，被转化为证道符号。重阳在墓周种植海棠。此花后来成为全真道“普度”理想的文学象征——“海棠不问南北，道化无分夷夏”。

身体叙事——大定元年到大定三年（1161-1163）王重阳以“活死人”的墓居体验，以极端空间实践转化为文学意象。王重阳骨子里有着关中人“生冷噌倔”（意为倔强直率、生冷硬倔）式的豪直坚毅，修行不有所成便决不罢休。他在京兆城郊外的终南山下挖墓自居，自称“活死人”，在墓居四周栽种海棠树。有人不解，王重阳回答：“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8]海棠作为南北常见的名花，普遍深受世人喜爱，而由他开创的全真道思想也应给人们带来有益的影响，让全真道尽被天下所知。

为了实现这番豪言壮语，王重阳默默奋进，静心修持。其《活死人墓赠宁伯功》言：“活死人兮活死人，风火地水要知因。墓中日服真丹药，换了凡躯一点尘”[9]。这种“向死而生”的书写，将死亡空间逆转为再生场域，比海德格尔的哲学表述早七个半世纪[10]。墓中三年后，王重阳迁与李灵阳、和玉蟾两位道友庵居同住，彼此砥砺。数年来通过正确的方法和艰苦的锻炼，王重阳真性灵明，日渐了真，圆成了实实在在的修为。

三教融合——王重阳熟稔《道德经》《阴符经》，兼修《金刚经》《心经》，又在早年精研过“学庸论孟”。这种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汇，形成全真道“借景明性”的文学特质。秦地慕道之士纷纷被吸引至京兆府获修全真之学，其中就有醴泉县（今陕西礼泉）的史处厚、栎阳县（今西安阎良）的严处常等人，他们前后拜师于重阳真人，成为全真道最早的一批弟子。

四、《全真集》：以文载道的传世之作

王重阳生平所作诗词文章，最早经弟子整理、刘处玄编为《重阳全真集》九卷。这部文集并非单纯的个人诗文汇编，而是以文学为媒介的宗教传道实践，体现了全真道“以文载道”的独特传统。重阳诗词大量使用陕西方言俗语，如“害风”“俏汉”“馎饦”“停当”等，却能以俗入真，这正是关中文学“生冷噌倔”气质的体现——于平凡处见奇崛，在日用中显真机。文集中儒释道三家思想交融：既有《道德经》《阴符经》的道家义理，又有《金刚经》《心经》的禅宗智慧，更贯穿“学庸论孟”的儒学伦理。这种“借景明性”的品质，使全真道文学独树一帜——不空谈玄理，而在具体场景中悟道。

对于真心求道的信友修士，重阳真人因材施教。他并不号召所有全真弟子抛世出家，曾力劝京兆税院冯五郎“休弃业，莫别妻”，让京兆城王小六郎“休出离”，还对人说：“须知谨谨修心地，何必区区衔道衣？”[11]又说：“枉把妻男空弃舍，将来罪业看如何！”[12]而对于出家道众，全真道则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重阳真人自己便主张“十分戒行愈精严”，要求道人不沾酒肉且出家断缘。对于一些道人的不良现象，他反问道：“虚夸修炼炼何曾？”他还经常劝言道众绝尽思虑，行住淡素，不得言谈是非，不得一心二慕。在家居士或出家道士，虽然选择不同，但只要用心行持都是在修道。可见，重阳真人并非狂热的宗教家，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教导方式，是真真正正为信众考虑的高士。

无论是对在家居士还是出家道士，重阳真人都要求弟子们安分守己、遵纪守法，他说“掌法遵条常谨守”“遵隆国法行思义”[13]。对此，他更是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表率。1166年前后，重阳真人有了东行想法，准备离开秦中故乡向东度化有缘，而一位道友却将他的通行证偷藏了起来。根据当时法规，没有通行证便无法出关，重阳真人只好作罢，因为自己“会要修持遵国法”。东行受阻，他却在长安滦村（今西安市长安区）吕道人庵写下了辞世颂，言明自己所追求的是“一灵真性在，不与众心同”，东行之心无法被他人左右。1167年，他烧掉所住茅庵，毅然走出关中大地一路向东，终于在胶东半岛遇到马钰、谭处端等苦苦找寻的“知友”，将马钰等弟子视为“物外真亲眷”。
王重阳的文学传道，不仅体现在创作，更在于教育实践。他在山东宁海（今烟台）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为徒，世称“七真”。师徒以诗词唱和，如《赠马钰》以“骷髅”意象破其财色之执：“堪叹人人忧里愁，我今须画一骷髅”[14]。马钰和诗《和师韵》后弃家入道——以诗度人，即是宗教实践本身。两年后，重阳真人决定回陕西，归途中羽化于汴梁。之后，丘、刘、谭、马四子将师父仙骸移葬回陕西故乡，让重阳真人与他所爱的秦川渭水永远为伴。此外，重阳真人在陕弟子们还将师父的文集初步整理，在京兆城刻板刊印成书，使关中徒众尽可受教，后又经长生真人刘处玄分为九卷，最终形成了重阳真人的传世著作——《全真集》。[15]

结语：海棠依旧

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看，重阳的生命轨迹勾勒出全真道的“关中中心主义”：无论教派如何传播，祖庭始终在秦川。这种空间意识，深刻影响了后世全真道文学的故乡书写。

重阳真人追求的真实，活得也真实。他喜闻音乐，欣赏完风琴后，感慨“携尔蓬莱在玉庭”；他也爱吃面食，吃毕馎饦后，感慨“餐了赴蓬莱”；他更热爱生活，修剪完胡须后，夸赞匠人“刮削与提挦甚停当”，令他“心洽意惬”。

由重阳真人所开创的全真道，经过历代后辈高贤的不懈努力，积极适应融入不同的社会时代，逐渐成为道教的主流教派，被时人与后人所认可。正如他所希冀的那样，全真道思想的“海棠花”早已飘散到九州四海，生根发芽，为每一位懂得欣赏此花的雅士送上自己独特的芳香。

由于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三位仙真于重阳真人有教化之恩，因此被奉为全真道的“三祖”，而陕西这方重阳遇仙悟道、行道度人的仙迹之土，也被视为全真道的起源地，是全真道的祖庭。时至今日，道教全真派宫观每每会在庙宇修建一座石制的遇仙桥，象征着吕祖点化重阳的典故，提醒着门人不忘宗祖家风，一任全真法脉。

从咸阳十八郎到重阳真人，从京兆府学到甘河桥头，王重阳以诗词为舟楫，在宋金变局的历史激流中，渡人亦自渡。他所开创的全真道文学传统——以俗为雅、以文载道、三教融合——至今仍在关中大地流传。

正如那株植于终南的海棠：岁岁年年，花开不败。圣诞吉辰，谨以此文，追慕先师。

（本文为秦川飞鸾集整理校对）

注释：

[1]（元）《甘水仙源录》卷之一《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

[2]（金）王重阳《重阳全真集》卷之十《友人求问》

[3]（金）王重阳《重阳全真集》卷之一《游兴庆池》

[4]（金）王重阳《重阳全真集》卷之四《苏幕遮》

[5]（金）王重阳《重阳全真集》卷之十二《踏莎行》

[6]（金）王重阳《重阳全真集》卷之十三《苏幕遮》

[7]（金）王重阳《重阳全真集》卷之十二《定风波·每日闲游西复东》

[8]（元）《甘水仙源录》卷之一《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

[9]（金）王重阳《重阳全真集》卷之二《活死人墓赠宁伯功》

[10]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20世纪德国重要哲学家，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提出“向死而生”的哲学思想。王重阳1161-1163年在活死人墓“向死而生”的修行实践，比海德格尔的理论阐释早七个半世纪。

[11]（金）王重阳《重阳全真集》卷之一《和落花韵》

[12]（金）王重阳《重阳全真集》卷之一《示学道人》

[13]（金）王重阳《重阳全真集》卷之十《赠侄》

[14]（金）王重阳《重阳教化集》卷之一《警丹阳夫妇》

[15]《全真集》又名《重阳全真集》，金代的全真门人分为九卷，明代《正统道藏》中被分为十三卷。

【作者简介】
付薇，笔名琴心悠悠，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致力于金元关中全真道文学与道教地域文化的整理、研究与传播工作。现任陕西省道教协会官网主编、西安八仙宫《玄门道语》杂志副主编、榆林市龙潭书院院长。